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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性

  • 来源:南京侨商会
  • 时间:2006-04-10

     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回到祖国经营企业,十分感慨地说:“刚开始看到大家都在研读美国式管理的书籍,以为可以放心地运用美国式管理。没多久便发现此路不通,完全不是想像中的情况。于是改采比较邻近的日本式管理,以为同文同种,应该比较可行。想不到也行不通,完全没有日本人那样的团队精神。索性把自己在马来西亚所用的那一套管理方式,拿出来应用,竟然也没有效果。现在,已经死心塌地,知道非用中国式管理不可,毕竟每天所面对的,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人世间的事情,不外乎“大同”、“小异”。管理学者,必须重视大同,才能够从中归纳出一套理论。实际从事管理的人士,最好依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把小异找出来,做出合理的调整,以求符合实际需求,获得最大的利益。

  大同部分,形成管理的普遍性;小异部分,则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特殊性。两者须兼顾,就是大家常说的,管理必须配合当地的风土人情,产生不一样的企业文化,效果才能提升,效益也才会增加。

  既然如此,在中国社会,自然有善用中国式管理的必要。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美国开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我们怎么知道,如果美国历史也有延续五千年的可能,会不会跟中国人的看法相同?若是美国历史根本持续不了那么久远,又当作何解释?

  特别是现代西方的文化学家,历史社会学家,都对现代的文明危机不知所措,至今还没有找出什么公认的有效对策,以致工业先进国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有日愈严重的危机感。

  我们更应该以老资格的文化人自居,透过中国式管理的实践成效,给世人一些警惕!

  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复杂多变,可以说人类所能够遭遇的各种灾难,诸如风灾、水灾、地震、海啸、酷寒、炎暑、干旱、饥饿与虫害,样样都有,而且发生的频率很高,使我们对大自然既畏惧又敬重,充满了矛盾的心情。光是黄河的洪水,经常造成突发的、非理性的、十分强大的破坏,已经使我们觉悟到顺应自然的重要性。

  欧美的自然环境,天灾地变相对少得很多。即使名为多瑙河,也很少有令人烦恼的地方。西方人勇于征服自然的观念,自然和我们大异其趣。我们重视农业,主要食物为米和水果、蔬菜,民族性较为温顺,群性也较强。西方人重视畜牧业,主要食物是麦及肉类、乳酪,民族性较为强悍的独立性也较强,发展出来的管理观,当然不同。譬如高尔夫球,由于是西方人发明的,所以使用的球杆花样繁多,各有不同的功能。他们的观念,是善用外面的工具,来克服自然的障碍。如果高尔夫球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相信会使用一支球杆,从头打到底。我们的想法,是运用自己躯体的姿态,采用不同的打法,来顺其自然的变化。大家的目标一样,都想把小白球打进小洞。但是彼此的观念不同,产生不一样的打球方式。管理也是如此,目标尽管相同,方法也不一样。彼此互相观摩参考,应该都有相当良好的收获。

  欧美国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喜欢打官司,动不动就告到官衙,要求法律解决。仅仅美国的加州,一年的诉讼案件,就远多于一个日本国。美国人所到之处,诉讼的风气就会受到鼓动而趋于旺盛。中国人对打官司,一向退避三舍。法院审理时,也尽量以庭外和解优先。年纪稍大的法官,更常以“这种事也来告”为由,对双方加以劝导。喜欢诉讼的美国式管理,在这一方面,更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公司打官司,就算胜诉,因此而诉讼数年,相信损失也很大。有一家企业,内部出现一名喜欢诉讼的员工,到处乱告,总经理被搞得头昏脑胀,无心经营,终于宣告倒闭。可见诉讼对中国人的心理,有很大的负担。

  管理离不开合同、契约,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内容巨细无遗,务求明确,对双方才有保障。中国人则认为这是互不信任的表示,而抱有歉疚感。实在需要时,也希望愈简明、愈简短愈好,嘴巴上还要说明不过是形式上的手续,以表示信任。西方银行的放贷契约,有时多达一千多页,大多依据每一贷放条件的性质,订定不一样的契约内容,并没有固定的格式。中国的银行,只要是同类的贷款,一律使用先印制妥当的定型表格,填好资料,看起来有如我们使用一双筷子,可以吃尽天下苍生。西方人吃一餐饭却需要动用好几种刀叉。孰简孰繁,大家比较之下,自然心知肚明。

  按理说,在今日全球化的步调十分快速而积极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应该热诚地投身于时代浪潮之中,不必再分彼此,遵循优胜劣败的规律,向优的文化学习,以加速地球村的完成。话虽没错,问题是孰优孰劣,实在很难判断。就以日本为例,我们总以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很短的期间内,巧妙地西方化,才获得今日的成就。然而,真正了解日本真相的人,都会感受到日本在二次世界大中战惨败后,重加反省,发觉所学习的东西,不过是片面的,而且是表面的。日本的有识之士,大力要求对西方文化做出更深一层的评价,他们觉察到西方思想虽然在一般知识分子的脑海里有相当的理解,而且也视为必需的教养,但并不能全面地规定,实际上也无法做到全民加以实践。何况大西洋的优势,已经逐渐转移到太平洋,世界经济重心,由欧美转到东亚,更是值得正视的事实,这一片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新兴地域,不论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演进: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铁路发展所引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为英国人带来了一百年的繁荣,我们不妨称之为英国人的世纪。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到二十世纪前七十五年,以汽车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美国人造成一百年的繁荣世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第三次产业革命,以资讯发展为中心,太平洋地区的表现,在世界上最为引人注目,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代化的理论,主要是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说的“清教徒主义”(Protestantism),以禁欲和劳动意识为核心价值,肯定现在,也确认营利的必要性。但他也表示,清教徒和儒家相似,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种合理主义精神。

  不幸的是,这种清教徒精神,在现代工业化国家大规模企业组织的推动下,由于经济政策大多只重“企业雄心”而不重视“企业良心”,所产生的疯狂贪婪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导致地球上的资源逐渐枯竭,生存环境普受破坏,全球三分之一的成人和儿童将因营养不良、长期饥饿而加速死亡。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rnoldYoynbee)早已提出警告:全人类无限制的经济发展和致富的目标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无异是在礼赞贪婪。这种自私自利的天性,若是不赶快加以限制,将会为人类带来致命的苦难。无限制的扩张经济,最后所得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他并且具体地指证:地球生物所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土壤、空气和水。在过去两个世纪,由于人类竭泽而鱼、滥用取之有尽(而不是取用不尽)的天然资源,已经严重地污染了这三种资源,人类的生存环境岌岌可危。人类应该如何自救,以克制这种危机?汤因比坚信从儒家的智慧可以获得救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生物求生存的必要条件。物欲的无限扩张,必将引导人类走向灭亡,精神生活的充实,品德修养的提升,才能够获得永恒的福祉。儒家所倡导的“义利之辨”、“为富不仁”,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已经成为现代挽救人类于危亡的必要警语。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其本质正如孟子当年所提示的:“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改革开放的用意,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回过头来,帮助更多的同胞,共同过着小康的生活,并不是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走上他们那种为求满足无限经济欲望而强夺豪取的偏道。

  儒家文化在法治之外还重视德治。儒家文化圈各国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经济发展的道路已经证明儒家所倡导的“合理适应现世”——超越西方清教徒所奉行的“合理支配现世”,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美国式管理,重视附加价值的工业产品在智慧财产权上面赚取厚利。中国式管理,重视地缘、血缘关系的横向交流,由促进物资交易而获得利益。前者很容易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后者才有可能互助互惠而彼此抬举。合理不合理,并不是单方面可以认定的,必须双方共同商量,甚至还要顾虑第三者的感受。中华民族“彼此、彼此”的交互主义,将在二十一世纪普受欢迎。美式合理主义,愈来愈行不通,和谐仁德的合理主义,才是未来的新趋势。在这种日愈明显的潮流中,大家逐渐觉察到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性,是未来十分光明的可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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