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政治运动”时期、“经济改革”时期，现在进入“社会建设”或“社会创新”时期，以服务社会人群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志愿团体大量诞生，构成社会群体的新类型。青年作为社会最活跃、最新锐的力量，也成为公益事业发展的率先探索者和实践者。

    “青年公益人”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社会群体，发出越来越清晰的声音，展示越来越亮丽的形象，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形成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值得引起学界关注，引起分析和研究。我们结合多年调查研究中与各类公益人的交往交流，初步进行总体性分析，描述这一社会群体的轮廓，提供参考。

一、“青年公益人”及其崛起的时代背景

    本文分析青年公益人群体，就涉及“公益”、“公益人”、“青年公益人”等概念。查询百度网站的解释，“公益是公共利益的简称。社会公益组织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的、不把利润最大化当作首要目标，且以社会公益事业为主要追求目标的社会组织。”我们延伸思考和分析，公益人就是以公益活动及公益组织发展为职业或半职业工作的人士。

    公益人与志愿者有异同，相同的都是出于爱心或社会责任开展服务活动，但志愿者是义务的，公益人有职业性。公益人与爱心人士有异同，相同的是出于爱心和慈善提供捐助、服务，但爱心人士更多是捐助“金钱、物质、时间、精力”，公益人士职业半职业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同时，青年公益人的群体界定，关于青年有“14—28岁”（团员年龄）；“18—35岁”（我国劳动力年龄）；“18—45岁”（联合国青年年龄，我国青年联合会年龄）。

    鉴于青年公益人需要从业资历和经验，本文采用联合国的年龄界定，即18—45岁。青年公益人的涵义，即以公益为职业或半职业，立志于帮助社会人群、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青年。所谓“职业”是指部分青年公益人已经以发展公益慈善、志愿服务事业为职业，以提供专业管理与服务而获得生活保障。所谓“半职业”是指部分青年公益人将推动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投入较多的时间，但是并不需要在这一领域获得全职薪酬保障，而是拥有其他职业收入或者家庭经济条件作为保障。

    “中国青年对于公益事业的认识不断变化，一开始是单纯的无偿付出；后来逐渐转变为将公益慈善、志愿服务作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这样，公益创业慢慢地成为了中国青年的新选择，这也是与国际潮流相吻合的趋势。”(谭建光，2014）[1]青年公益人来源于青年志愿者、青年爱心人士、青年文化人士、青年社会工作者等等，但是将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作为生活方式后，就融入职业发展、生活发展、休闲发展的因素，构成独特的群体要素。具体分析，当代中国“青年公益人”群体崛起的社会背景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市场经济机遇

    人们通常看到中国开启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就是让青年追求经济利益、追求消费生活。但是，很多人忽视市场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提供青年自由选择、自由竞争的机会。在计划经济时代，青年的就业岗位及职业发展等权利是掌握在“单位”，个人缺乏选择机会，公益发展的空间严重压缩。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既可以选择面向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就业岗位、职业发展；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志向选择公益社会组织的就业岗位、职业发展。

    调查发现，目前的“青年公益人”群体，既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曾经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有过工作经历而“跳槽”出来的人才；还有在机关、学校、医院等工作单位而“跳槽”出来的人员。恰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社会氛围，为青年转换职业，进入公益行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二）社会治理需求

    中国从社会管制向社会治理的转型，最关键就是实现从“单一控制”到“多元共治”的转变。然而，“多元如何不混乱、共治如何不冲突”就是转型的最大难题。青年公益人是跳出个人利益，为了公众利益而开展服务、探索创新的，更多学会从社会人群的视角考虑问题，更多学会从公众合作的角度寻求对策，更多学会从理性宽容的视野采取行动。这样，青年公益人就成为“多元共治”、“协商合作”的认真学习者、积极践行者。

    目前，大多数青年公益人在社会组织中发展，不仅个人参与社会治理并发挥作用，而且影响社会组织成员理解党和政府的创新、理解方针政策的变化，成为促进政社合作、干群合作的积极因素，有利于构建社会治理的新型关系。

（三）城乡流动机制

中国改革以来，城乡流动呈现“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样、越来越灵活”的状况。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务工青年”流动，仅仅是低文化、低技能的人群为了谋生单向流动，那么现在就出现丰富和复杂的“双向流动”。

    一方面，农村流动到城市谋生和发展的人群越来越多样化，从文盲、小学水平，到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的都有，不追求固定的单位保障；愿意流动到大众城市的人，不仅仅是“农民工”、“劳务工”，也有“北漂”、“上漂”、“广漂”、“深漂”等等。

    另一方面，新“知青下乡”开始盛行、成为时尚，即拥有大学、研究生学历的“白领”青年组团到山区、农村，租赁土地进行有机种植、有机养殖，从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中获得新乐趣、新感受。这些城乡“双向流动”的青年中，将公益融入流动生活，通过组建公益组织、开展志愿服务，体现群体新的价值。

（四）网络信息空间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引入“信息时代”概念，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风行一时，到进入21世纪网络社会辐射到城市社区和山区农村，为所有青年都提供网络交流合作的新机会。青年公益人通过网络联系和协商，大大拓展了公益事业、丰富了服务内容，延伸了活动机制。

    我们分析公益社会组织发展的时候提出“实体组织网络化、网络组织实体化”的交叉趋势，现在在公益领域特别明显。善于接触网络、使用网络、创新网络的青年公益人，就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链接机会、项目拓展机会、社会传播机会，逐渐发展壮大公益志愿组织。

二、“青年公益人”类型与特点分析

“青年公益人”作为中国新出现的职业半职业社会群体，分布在不同的公益社会组织之中，类型也是复杂多样。从专业社工到民间领袖转型，从专职公益人到兼职公益管理，从专治公益学习到自学自摸公益管理经验，这种“中国特色”的公益人成长路径，值得分析研究。

（一）青年社会工作者

    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与志愿服务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就并行不悖、交互影响，到了2005年上海市推动专业社会工作的时候，更是促进志愿组织与社工机构的交织、合作。随后2007年深圳大力发展社会工作、2012年广州大力发展社会工作，2014年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社会工作快速发展，青年社会工作者成为公益领域的活跃力量。

    最初，不论是高校社会工作教育，还是城市社会工作实践，都从外国及港澳地区引入知识技术、引入专业人才。如深圳最初的社工专业督导都是邀请香港人士，经过两个合作期（六年）之后，才转换成为本地社工督导。广州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则进行有效的探索。

    “如今，在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拥有本土实践经验的社工人才奇缺，（青年）社会工作者通过‘青年地带’的平台走向了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岗位，成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中的中流砥柱，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服务的快速发展。”（罗观翠，2013）[2]目前，按照国家的人才发展规划，2015年专业社会工作者达200万人，2020年专业社会工作者达3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

    另外，由于公益组织在登记注册的时候，成为专业社工机构就更加容易申请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并且注册要求有三个及以上专业社工。这样，许多公益机构、志愿组织注册就成为专业社工机构。青年社会工作者成为青年公益人的主要群体之一，并且获得更多的锻炼和成长机会。

（二）青年志愿组织管理者

    中国的志愿服务组织经历“从小型到大型，从零散到规范、从随意到专业”等变化。一大批青年志愿者从普通服务，成为“小领袖”、“小骨干”，再成为“管理者”、“领导者”。他们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

    如“广东志愿者网”显示，广东省拥有志愿者776.39万人，拥有志愿服务组织4.07万个。其中，越来越多的志愿服务组织在规模扩大、服务项目增多的时候，就需要招聘专职管理人员。近年来，不少志愿服务组织在探索“岗位化”的途径。“志愿服务的岗位化是指根据社会人群的服务需求确定岗位，配备志愿者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服务，并且建立服务和支持的系统，保障真正帮助有需要的社会人群。”(谭建光，2014）[3]“固定岗位、流动义工”成为提供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效服务的保障。

    课题组调查发现，深圳市盐田区设计“一级岗位、二级岗位、三级岗位”等，就成为青年公益人成长的阶梯。“三级岗位”的志愿者骨干，主要是在普通志愿者中诞生，有协调服务的机会，培养联系他人、合作发展的能力。“二级岗位”的志愿者负责人，承担项目独立管理推进的职责，在一定范围内统筹协调，学会自主决策和发展。“一级岗位”的志愿者领袖，不仅要做好志愿组织项目的策划与实施，而且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动各部门、各行业资源构建社会志愿服务体系。这些“一级岗位”的志愿组织管理者，逐渐走向公益职业或半职业化，成为青年公益人的活跃力量。

（三）青年爱心机构负责人

    青年爱心机构，由大量民间爱心人士所建立，最初与政府、共青团等志愿服务机构的联系较少，但是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的合作。如广州中山大学一批学生创办的“灯塔计划”，就是较早从事山区孩子综合素质教育辅导的公益组织。其理念是“灯塔照亮人生”：既是大学生的暑假、寒假义务服务，照亮山区孩子的心灵，激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大学生通过走进山区、走进农村，了解和认识社会，照亮自身有意义的人生。

     初期灯塔计划的发起人及骨干比较排斥“纯粹公益”之外的因素，对于政府支持、企业资助都非常戒备，主要靠发起人筹资和大学生自费开展服务。后来，看到政府真心诚意推进公益事业、社会服务，逐渐与政府合作，获得公益创投等资金支持，培养专职公益人、提高机构管理水平，更好服务山区孩子；与此同时，“灯塔计划”也发展在职志愿者团队，吸收白领人士、技术人员、经营人员参与公益服务，拓展社会领域。还有“麦田计划”、“多背一公斤”等民间爱心机构，在政府放宽社会组织登记条件，提供资金资源支持的环境中，陆续成为正式社会组织，培养专职公益管理者。

    新发展的“蓝信封”公益服务机构创始人兼总干事就是中山大学环保专业博士毕业，专职从事爱心公益事业。还有，从党政部门、群团组织、工商企业中，富有爱心、热情助人的一些人员“跳槽”出来，创办“爱心会”、“爱心社”、“互助协会”、“公益协会”等，成为爱心机构负责人，也成为职业半职业的公益人。

（四）青年公益传播者

    青年公益传播者呈现多样化状态，一些是传统媒体的传播人热心公益，创办公益专版，在采访报道、宣传推广的过程中成为“公益传播者”。来自广东的《南方日报》是全国最早创办《公益专版》的报纸，每个周二报道公益要闻、爱心活动、志愿服务，后来增加社会工作、公益创投等，成为公益潮流的“领头羊”。

    《南方都市报》在创办“南都公益”专版的同时，还组建南都公益研究院、南都公益传播中心等，举办“责任中国”公益评选，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目前，在这些大报影响下，地方报刊如《中山商报》、《东江晚报》等也开设公益专版，推进本地区的公益志愿服务。

    一些是从媒体“跳槽”出来从事公益发展和创新，擅长公益传播报道的人士，如邓飞“从报道公益到从事公益到推动公益”的三步曲，为国家公益事业创新做出巨大贡献；还有“保护儿童”负责人侯雪君等，从媒体出来专职开展公益志愿服务，还发挥传播特长营造公益文化，富有成效。三是青年公益人利用网络、微信等开展传播，新方式、新途径让公益更加受欢迎。特别是陆续出现的各种公益网络平台、公益自媒体，对于社会观念变革、行为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五）青年公益研究者

    在中国，青年公益研究者群体大体有三类。

    一类是青年志愿服务研究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诞生“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就陆续有专家学者参与研究，从最早期的陆学艺、郑杭生等，到随后参与的王思斌、陆士帧等，再到丁元竹、谭建光等，还有就是现在崛起的张祖平、王忠平等。同时还吸引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投身志愿服务研究。

    另一类是青年社会工作研究者，集中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领域，近年大型社工服务机构也建立研究中心、研发中心，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创新。还有一类就是专门研究慈善、公益的青年公益专家，从法律、管理、慈善、文化等多角度探索公益事业创新发展途径，提出新颖和富有启迪的观点。

    “这意味着，这种‘表面上提高福祉的慈善’，必须让位于另外一种慈善，它允许和鼓励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中的核心问题——例如城市的贫困、无家可归者、艾滋病、环境退化和棘手的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第三部门已经明确地登上世界舞台，但它必须找到加强其制度方面能力的途径——一切不会失去大众基础或灵活性和变革能力的途径，为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萨拉蒙，2008）[4]

    清华大学王名教授带领的公益社会组织研究团队北京师范大学王振耀教授带领的慈善研究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团研究员带领的公益创新促进团队，中山大学朱键刚教授带领的公益创新研究团队等，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这些团队都是“老中青结合”、“多学科结合”、“学术与行动结合”，开创公益研究的新模式。

（六）青年公益创业者

    青年公益创业者是在从事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逐渐借鉴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和做法，促进公益组织具有创造力、具有社会经济效益，在帮助困难群体、助力民生改善的同时，推出社会服务的市场。

    “自2014年以来，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后，社会企业既能解决社会问题，又能产生经济利益进而实现项目可持续发展的这一特征引发了公益行业的极大兴趣。近两年来，中国公益行业也开始重视社会企业，多个关于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平台相继建成。”(杨团，2016）[5]

    目前，越来越多的青年公益人大胆探索公益创业之路，国家和地方也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中国志愿服务交流会暨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专门增加“中国青年公益创业大赛”，给予金银奖的资金扶持。调查发现，青年公益创业者来源于各阶层、各行业，共同特点是拥有创造热情和经营意识。

    当全国兴起“创客”热潮的时候，“公益青创”空间建设也成为一种时尚，与公益组织联合起来，提供青年公益人汇聚进行服务创新、经营探索，获得成功经验之后走向社会、走进社区。广东青年职业学院与广州市天河区合作建设的“公益青创”空间，作为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和公益创业孵化基地，帮助“协创”、“天祥关爱”等机构探索争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资金、争取公众享用社会服务资金、争取行业协同发展社会服务资金等途径，为公益创业做出新试验、新贡献。

三、“青年公益人”群体崛起的社会价值

当前中国的社会创新，需要青年公益人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持续服务、激发活力。伴随社会的开放和进步，青年公益人群体逐渐崛起、日趋壮大，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

（一）扩大社会参与

    中国走向现代社会需要公众参与，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公众参与。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公众参与的渠道和方式都是有选择、有重点的。从国内外比较研究的资料看，欧美国家青年的社会参与是多元化、分散性的，既有直接的政治参与（选举与被选举），也有直接的维权参与（工会维权与法律维权乃至劳工运动），还有直接的宗教参与（宗教介入政治和影响社会）等等。

    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使得青年的社会参与难以广泛和多样，只能相对集中在特定领域。这种背景下，青年通过参加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实现社会参与，学习民主协商、组织协调的能力，培养未来公民领袖的素质，就是最为普遍的途径。目前，“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正在主动地把他们有限的时间奉献给他们关心的社区和事业——这是比任何慈善家的金钱都更为宝贵和稀缺的资源。”(蒂尔尼·弗莱什曼,2014)[6]

     作为青年公益人，将发展公益组织、推进公益事业作为毕生的工作，就培养出更多的联系人、团结人、激励人、成就人等各种能力，成为社会参与的活跃力量。青年公益人参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从关爱帮助到社会倡导，从接触弱势群体到代言发展权益，从针对社区建设到改善社会生态。这样，青年公益在慈善服务、社会工作、志愿活动的基础上，逐渐扩大社会参与领域，发挥更加广泛的社会作用。因此，一些地区的人大、政协选举关注并吸纳青年公益人，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提案、表决等形式获得更多的社会参与机会。

    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和社会改革“先行先试”的地区，在宝安区和南山区专门设立人大选举、政协选举的“志愿者社区”，在志愿者中选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成为基层政治民主的新方式。近年来的群团组织改革中，也是吸纳著名青年公益人李森到共青团中央挂职担任社会联络部副部长，选拔其他青年公益人担任团省委、团市委副书记等等，提供更多青年公益人的政治参与渠道。这些“星星点点、零零散散”青年公益人参与社会、参与政治的现象，逐渐增多、逐渐普遍，就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进步、促进社会结构变化，构建合理的社会管理机制。

（二）构筑社会良心

    不论是中国传统伦理，还是西方现代道德，都非常重视社会良心对于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价值。但是，曾经的“极左思潮”破坏和削弱了正常的社会良心；后来的“一切向钱看”、“利益至上”也冲击和搅乱了正常的社会良心。这样，就导致非常普通、非常一般的“良心”成为社会稀缺资源。

    青年公益人凭良心做关爱服务的行为也成为社会稀缺现象，成为引人关注乃至争议的现象。“唤醒良心”是当今社会呼吁最多的语言，从网络大亨马云到社区老人；从著名专家到中小学生都为社会的“道德滑坡”、“诚信危机”、“人情冷漠”、“与邻为敌”等等现象担忧、顾虑。通过发展公益服务、志愿服务就是激发公众良心、激励公众互助的有效方式。青年公益人致力于公益组织的发展与壮大，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繁荣与行为，为传播和扩散“社会良心”提供组织化的保障。

    调查发现，不仅仅是公益倡导、文化传播的公益组织在“唤醒良心”，而且很多从事社会服务、社会救助的公益组织，恰恰以自己的行为彰显社会的良心、传递社会的良心。在社会良心的基础上，“志愿组织培养的自我克制、责任心、参与的主动性、公共伦理以及理性等品质，正是公民精神的核心内涵。”(沈杰,2009)[7]

    调查发现，社会良心的构筑，既需要社会伦理的构建，也需要社会行为的体现，更需要社会舆论的倡扬。青年公益人一方面重新关注和倡导“国学”、“儒家伦理”、“社会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继承创新，成为新时代社会良心的源泉；另一方面在外国哲学文化、伦理思潮中吸取营养，引入包括现代志愿服务的形式，探索社会良心的多样化实现途径。这样，通过青年公益人的时间和努力，逐渐让“社会良心”回归世人的视野，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

（三）健全社会保护

    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在人们面临更多机遇、更多机会的同时，也进入了高风险社会。不论是孤寡老人、残疾人、疾病人士面临的困难，还是社会精英、普通人员面临的自然灾害、社会灾害，都迫切需要公益组织、公益人士的关心和帮助。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看，最近几十年的重点研究内容就是“风险社会”。

    除了自然风险之外，伴随人类创造活动的增加，科技应用的广泛，信息网络的发达等等，带来的新风险、新危机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令人担忧。单纯追求市场效益、科技效益的社会无法解决这些风险与危机，恰恰需要唤醒公众的意识，倡导机构的责任感。青年公益人的诞生与发展，就有利于形成新的社会保护力量，有利于在风险与危机酝酿之际提出预警，设法化解。

    调查发现，大量公益人士、社工人员、志愿者在社区、农村提供爱心服务的时候，也许不能够做很大的事情，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一点一滴的努力却有益于构筑社会最基本的“安全网”。特别是邻里守望、守望相助等日常化、灵活化的公益志愿服务发展，让青年公益人“随时随地”能够回应社区居民、农村村民、流动人口的需求，及时有效提供帮助，就成为社会最基础、最实在的保护力量。

    并且，如今一批青年公益人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相关专业结合，特别是与社会学、公共管理、卫生保障等专业结合，将对社会风险及防范的研究成果应用在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之中，逐渐在社会上培育防范风险、化解风险，保护民众利益、保护公共利益的新生力量。这样，在略显“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政府安全网络调整、改善之时，也构建起社会自主性的社会安全网络。

（四）丰富社会职业

    当代中国的公益从“业余”到“职业”，将社会工作者、志愿组织管理者、爱心机构经营者、公益创业实践者等纳入社会行业领域，拓展社会职业类型，具有重要价值。

    现代社会，政府、企业、社会三大领域各施其能、各有其效。在新兴的公益行业，就业人员一方面通过公益服务改善社会人群生活，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另一方面激发社会创业活力，提供社会成员发展多种途径。

    调查发现，青年志愿组织管理者从“业余”到“专职”，从“随意”到“专业”，就在创新发展志愿服务项目的同时，为志愿者体验服务、提升素质、扩大视野、丰富人生做出贡献，帮助许多志愿者开拓人生和职业的新机遇。青年社会工作者协调和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活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帮助老年人群发掘自己的才能，寻找奉献的机会，感受人生的“第二次青春”、“第二种创造”，带来多样化的机遇。

    青年公益创业者更是大胆借鉴外国经验，探索公益资产积累、增强服务能力、传播助人力量的新机制，为大量社会热心人士参与、构建覆盖全社会关爱服务网络提供基础。公益职业成为中国的新种类，值得关注和重视。特别要关注的是两个趋势交错推进，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公益作为职业，愿意为其“愿景”与“目标”奋斗一辈子、工作一辈子。另一方面，建立起“青年公益人、中年公益人、老年公益人”合作的职业体系。

    不仅仅青年人愿意从事公益行业，一批中年社会精英、骨干成员也愿意从原来的政府机关、工商企业“跳槽”出来，进入公益行业就业发展，并且发挥其人脉优势、资源优势，为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还有，一些刚刚退休的老年人，焕发第二次“青春”，选择公益行业作为“职业”或“半职业”，领取较少的工资或补贴，投入大量热情和经历，帮助有需要的人群，服务社会文明进步。这种“青年、中年、老年”公益人合作发展的格局，为中国社会职业格局增添了新元素，为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增添了新活力。

    当然，目前的公益行业及主业仍然存在各种困难与问题，导致青年公益人在职业生涯中流动性大、前途不明朗、内心有迷茫等等。研究专家“建议草根NGO应从组织特征方面重视组织公平与盛誉、加强人际支持与沟通，在个体特征方面招聘宜人性和开放性高的青年，来提高组织认同，提高青年个人绩效，最终提高组织绩效，共同推进志愿服务的发展。”[8](陈天祥、徐传凯,2016)

    通过增强公益组织的吸引力、融合力、发展力，有利于提高青年公益人坚持这份职业，坚持奉献事业，坚持推进服务的信心。这样，公益职业就能够真正成为丰富多样、富有活力的新型职业群，发挥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青年公益人是中国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从改革开放后初见雏形，到21世纪初伴随和谐社会建设初具规模，再到近年来加快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发展壮大、发挥作用，引起党政部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青年公益”、“公益青创”、“公益新锐”等名词逐渐流行，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我们初步对这一群体及其社会功能发挥进行研究，提出一些观点，供学术界同人交流商榷。（本文将于2017年第1期《青年探索》发表）

作者简介:谭建光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