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无论在其主流思想——儒、释、道的哪一思想体系中，孝都是一个重要范畴。尤其是儒家，不仅《十三经》中处处皆有谈及孝的义理，而且它还是儒家伦理的基础和核心。以敬老养老为核心的孝道文化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年来深深地浸染于中国人的心灵，积淀和内化成最具民族特点和凝聚力的文化基因，不仅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人们的思想，同时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
 
    当历史进入到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亡国灭种的强大压力迫使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寻求救亡之道，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种新旧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不同程度的冲突与碰撞。当时人们认为中国沦落到此境地，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不及外国，所以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来涤荡国人。于是在运动中将社会文化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家长制，而这也把支撑家长制文化系统的孝道文化推向了风口浪尖。孝道文化被说成是“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其中不乏陈独秀、吴虞、胡适、鲁迅等文化领袖的摇旗呐喊。由此在当时的知识界及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人们的非孝言行提供了正面的理论武器，使一些人误认为孝就是懦弱、胆小、没主见，如此一边倒的态度使孝道文化的一些合理成分也被忽视和丢弃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有过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可以说是一种为民族尽其大孝的写照。而此后由于“左”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长期统治，1966至1976年间一场十年浩劫席卷全国，儒学遭到了空前的厄运。从1966年开始，儒学的典籍被当作封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焚烧；70年代又开展了“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运动，儒学一再遭到批判，被全面否定。在这场民族灾难中，孔子和儒学成了某种现实斗争、政治需要的替罪羊。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孝”似乎成了一个禁语，成为一个批判人的反义词，如说某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口号下，社会文化鼓励年轻人与父母划清界限，鼓励与传统观念决裂，鼓励年轻人造老子的反，上台揭发、打骂正被残酷批斗的父母，等等。这些现象在十年文革当中屡见不鲜，可以说，这十年是中华传统孝道文化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的时期。慈孝发自人的天性，本是人内心的要求，然而因此种种后天外在之原因，那份亲情孝心竟被冷酷地掩蔽，甚至泯灭，何其可悲。
 
    毫无疑问，中国孝道文化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的“改造”而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消极作用极为突出，愚民性、不平等性和保守性等正是其集中表现，所以在历史上遭到批判是完全有必要的，然而在批判过程中却片面地忽视，甚至舍弃了孝道文化的合理内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损失。孝道文化之于华夏文明乃至人类社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也是不可磨灭的，和睦家庭、和谐社会即是最突出的体现，所以继承和弘扬传统孝道文化，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应自觉担当和坚守的。当然在当代强调提倡传统孝道文化并不是完全回归传统，而是要以扬弃的精神来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从“今”之变化着眼，在“用”上下功夫，让孝道文化成为有生命力的文化，使孝道文化能焕发生机活力。
 
    当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方兴未艾，弘扬孝道文化，从孝道文化中取经，以孝促善，不可谓不是一条良径。当懂得了孝之道，就会懂得感恩，由感恩父母再到感恩他人。有了感恩之心，就有了一颗慈悲的心，能够推己及人，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也就有了想帮助苦难之人脱离苦海的意愿，在“陌生人社会”的今天也就增加了一丝温情。
 
    践行孝道，不分老少、富贵、贫贱，人人可行可做；践行孝道、培养爱心，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会更加繁荣，世界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  作者简介  ●●●  

曾宪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